中国古代法律适应大国治理的基本需要，首先注重对于文武百官的全面治理。通过直接“治官”，推动间接“治民”，古代法律实现了“官民兼治”的双重目标。国家法律将普通社会主体概括为君、官、民三大类别，并对由其产生的君官、官官、官民三大涉官关系实行重点调整。重点调整涉官关系，重点规制官吏行为，推动法律对于文武百官实施紧逼式“贴身”规制，促成了“官法同构”的制度体系建构模式。在“官法同构”制度体系建构模式之下，古代法律紧紧抓住国家权力结构的重点部位与权力运作的关键环节，构建与官制体系相适应的法律体系，实现对于文武百官行为举止与社会关系的全覆盖，有效促进了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的秩序与效率。